曾经，张穆然是一个坚强的代名词。一位花季少女，如何勇敢面对癌症，又如何坚强离世，感动了许许多多的媒体，感动了许许多多的读者和观众。感动之后，依然要回归寂静。穆然的父母，张文良和莫学云夫妇，又是如何面对痛失爱女之后那可怕的孤寂？作家杨晓升所撰写的报告文学《生死之间说坚强》，让我们重温了一遍什么叫坚强，什么又叫感动。——编者
生死之间说坚强
■杨晓升
16岁，花季少女的她爱说爱笑，一双美丽聪慧的大眼睛凝聚着对生活与生命的无限憧憬与渴望。然而有一天，可恶的病魔却偏偏让她在劫难逃，她不得不接二连三地到医院做手术。
“第二次手术后父亲用三轮车接我回家，我坐在三轮车后面，心里一阵阵难受。父亲停下来，问我，怎么了？我说，我就想问问我到底得的是什么病。父亲还想瞒我，用一些话搪塞我。我说，我知道我得了癌症，病历我早就看见了。当时看病历的时候，前面的字都没看见，就看见一个癌字。听我说我知道了，父亲一下子就哭了。我父亲从来没在我面前哭过，很多人围着看我们父女当街抱头痛哭……”
上述这段话，是这位16岁少女生前面对记者采访时的讲述。
壹 花季少女突遭不幸
提起张穆然这个名字，相信许多人并不陌生。1999年新年伊始，这位北京女孩在与病魔和死神的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坚强与达观，经《北京青年报》和中央电视台等媒体披露之后，曾经感动了无数的读者与观众。尤其是那期由崔永元主持、以《感受坚强》的题目命名的“实话实说”节目播出之后，人们更是将张穆然的名字与“坚强”二字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张穆然离开人世已经过去了几年，如今她的父母生活状况如何，膝下无儿无女的他们，又如何面对丧女之后的痛苦与孤寂呢？
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我来到位于北京三元立交桥东北角曙光电机厂的工人宿舍区，采访到了张穆然的父母。
张穆然的父亲叫张文良，生于1950年，北京人。1968年，初中毕业的他随“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大潮，到陕北延安插队。在那里，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莫学云。
莫学云生于1952年，小张文良2岁，东北人。15岁的时候，她跟随父母从东北来到汉中，支援大西北的建设。那年，张文良31岁，莫学云也已经29岁。相恋一年之后，他们结了婚。一年之后的1982年5月27日，他们心爱的女儿张穆然呱呱降生来到了人世。夫妻俩在女儿的身上，的确寄予了深情和厚望。只不过他们对女儿的要求，不像其他许许多多的家长那样，仅仅一味地强迫她无休止地学习、考学，而更多地将教育的重点放在了如何做人。
“我们的家庭跟别人不一样，经济上从来就比较苦。但在家里，我们的性格都比较开朗，喜欢交流，思想上能跟上现实。然然在的时候她的思想是比较超前的。在外面接触到好多好的信息，她都会带回家来，吃晚饭的时候她就开始说。有时候晚上说到一两点钟她都不觉得困。对于孩子考大学，我们也希望，但我们要求的方式不一样，我跟她说只要你尽心尽力了，就对了。人和人不一样，不能不顾实际地比都想上大学。一是招生数量有限，你是不是那块料，你自己得把自己看准了，只要用心就行。如果你已费了很大的力仍然做不到，那强迫也没有用。不过她的学习比较自觉，学习虽然说不上特别好，但她爱好多，看的书多，比较懂事、早熟。”
说这番话的，是张穆然的母亲莫学云。这位工人出身的中年女性，外表并不起眼，但说起话来不但一板一眼，还蛮有思想，像米兰开花时吐露出来的那种淡淡清香……
“但做人方面，我对她的要求比较严。”莫学云说，“我要求她社会在变，但做人的原则不能变，应该堂堂正正清清白白。她确实很不错，很诚实，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她长得虽不特别漂亮，但给人一种飘逸的感觉，眼睛大大的很漂亮，在学校很打眼的。也有不少人追她，但她说我现在不是谈对象的时候，她的确比较成熟，看问题也就比较尖锐，她认定的事情不会受别人左右。她平时跟我们交流，社会的学校的……什么都有。”
张穆然是1990年跟着父亲张文良，按照知青返城的政策来到北京的。那一年，张穆然8岁，张文良整40岁。返京后，张文良被安排到曙光电机厂工作。因为京城找工作难的原因，妻子莫学云暂时没能一块来京，她继续留在汉中的木业公司工作。
张穆然来到北京上小学二年级，饮食起居和上下学的接送，这一切都落在父亲张文良的身上。从此，父女俩朝夕相处，有说有笑，相依为命，感情笃深。在父亲的精心呵护下，张穆然在一天天长大，也一天比一天懂事。转眼间7年过去，她长到了15岁，已经在北京市第164中学读完初中三年级，眼看就要升高中了。这一年，是公元1997年。
暑假到来的时候，张穆然已经参加完全市升高中的统一考试，也已经被北京市第169中学正式录取。但谁也不会料到，正当这位花季少女沉醉于对未来的憧憬时，厄运却悄悄地降临到她的头上。
8月10日，张文良不小心扭了腰，动窝不了。张穆然的学校已经放假，她在家做饭照料爸爸。吃饭的时候，张文良发现这孩子不爱吃，问她怎么啦？她说我胃难受。张文良一摸女儿，说：“哎呀，你的胃怎么这么胀呀？咱们上医院吧。”女儿嘟囔道：“你看你，腰又动不了。”从8月10日到8月16日共6天，张文良的腰是动不了。但到了16日这一天，他的腰好些了，就想无论如何得带女儿上医院检查。
父女俩于是来到北京军区总医院检查，最不愿意出现的结果偏偏出现了！B超照完之后，大夫找到张文良，说家长你来一下，说你的孩子得马上住院，已经腹水了。张文良拿着化验单，脑子“嗡”地一声，像要炸开一般，心却郁郁地往下沉。腹水意味着什么，他太明白了：破水出来肚子才大、才胀啊，腹水意味着女儿的癌症已到了晚期！
他开始忙着通知亲戚，忙着四处借钱筹钱。岳父岳母来了，小舅子小姨子也都来了，而且都送来了钱。可妻子仍迟迟不见踪影。他急了，又到邮局拍了两次电报，叫她赶紧回来。待到妻子莫学云匆匆赶回北京时，女儿就要开始手术了。
贰 要是哭能解决问题大家就放声哭吧
癌症是死亡的代名词，所以当一个人被医学判定患癌症的时候，那种万念俱灰的绝望便不可避免。张穆然当然也有绝望伤心的时候，但那种伤心不是在得知自己的病情时出现，而是在一个特殊的场合。
“第二次手术后父亲用三轮车接我回家，我坐在三轮车后面，心里一阵阵难受。父亲停下来，问我，怎么了？我说，我就想问问我到底得的是什么病。父亲还想瞒我，用一些话搪塞我。我说，我知道我得了癌症，病历我早就看见了。当时看病历的时候，前面的字都没看见，就看见一个癌字。听我说我知道了，父亲一下子就哭了。我父亲从来没在我面前哭过，很多人围着看我们父女当街抱头痛哭……”
上述这段话，是这位16岁少女生前面对媒体记者采访时的讲述。很显然，张穆然这一次的哭，是因为父亲的感染，她是被父亲的爱女之情悲伤之情深深感动了。除此以外，医生、病友甚至是与张穆然朝夕相处的父母，不但难以见到她面对癌症时的悲伤与绝望，相反见得最多的，倒是癌症病患者脸上那难以见到的欢声与笑语。
“癌症患者的死亡，头一个是被吓死的，第二个是被治疗死的，第三个才是病死的。”这富于哲理又不乏科学道理的话出自张穆然这位16岁女孩之口，既让人禁不住惊讶，又禁不住佩服。
但张文良解释说：“这些话也恐怕不是她总结出来的，而是听别人说的。在得知自己病情之后，她的心理放松到什么程度呢？她说老爸，不要紧，以前得癌症的，吃夏不吃秋，吃秋不吃夏，也就能维持半年时间、六个月。现在呢？能活好几年，所以我会好好配合大夫治疗。我现在就是不行，将来科学发达了，我就去当那个垫路的，行了吧？去肿瘤医院，那里所有的药她都吃过了，可都没用。几个教授一商量，用了一个以前没有用过的新方法，自己拼了一个方，要给然然治疗，便跟然然商量。然然说行，就算是给做试验吧。她是宁可用自己为大夫做试验，说试好了，赚了；试不好，也算给别人路子！”
说起女儿面对癌症时的坚强，张文良与莫学云夫妇都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了感动、欣慰与自豪。
莫学云说：“然然病了之后，真的几乎看不到她害怕的心理，她总是跟病友谈笑，有时候说到晚上一两点钟，高兴得不行。病友得的都是妇科病。有一位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来的病友，年龄挺大的，一住进病房就开始哭，而且老哭。然然跟她说：嗨，你哭什么呀，你的检查结果都还没出来呢！结果看到检查结果，那个人很高兴，因为她身上长的肿瘤根本就是良性的。”
张文良说：“在病房里，别人哭呀闹的，她不，她说哭什么哭？病要能哭好咱就放开哭，说得那些大人病友都不好意思。她也难过过，但会很快过去，会马上笑。她的笑又特别好看，语言又与众不同，总能感染别人，表达能力强，废话少。她跟前来采访的《中国青年报》记者聊天，一聊就是三个小时。她的同学来看她，来的4人都是团干部，那是然然快要走的前几天，她的话特别多。她越说越好、越说越流泪，可那是说话高兴的泪，那几个同学大受感染，都异口同声说比我们的老师说得还好。然然被诊断出癌症的时候，大夫当时断定她还能活3个月。可从做第一次手术到最后去世，她前后共活了17个月，为什么？那是因为她的坚强乐观，那是因为我们不断给她活下去的信心。”
“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她的情况如何呢？”
张文良指了指屋里的那张单人床，回过头来对我说：“大约是1999年1月10日晚上，她就躺在她的这床上，忽然坐起来，说我要死了。我们俩躺在另一张床上，就起来，过去看她，什么也没说。她说得很平静，我要死了。我们是什么都没说，因为心里都明白。由于病情继续恶化，12日我们就送她进肿瘤医院，15日又转到了原来就诊的北京军区总医院，16日下午5点45分，然然就走了……”他有些说不下去，我发现他此时眼眶已经红了，情绪有些激动。
沉默。屋子里出现了短暂的寂静，只有时钟的秒针嘀嘀嗒嗒的声音。
窗外的阳光越来越灿烂地射进屋来，阳光所至，空气中的尘埃纤毫毕现。透过远逝的时空，我竭力追寻着那位早已远逝的可爱女孩的灿烂岁月、追寻着她在生命最后一刻所能留下的点点滴滴。
叁 好好活着，就是对孩子最好的怀念
1999年1月16日，对于张文良和莫学云这对普通夫妇来说，绝对是一个令他们刻骨铭心的日子。
这一天下午5时45分，他们惟一的孩子、心爱的女儿张穆然那年轻的心脏彻底地停止了跳动。这时候，张穆然还只有16岁。16岁，对一个人漫长的人生旅途来说，的确是太短暂了！面对死亡的来临，这位花样年华的女孩却偏偏用微笑和坚强的姿态坦然地接受了，而且是那样地无怨无悔、那样地缺少悲伤，让许许多多人的心灵都不禁为之震颤。
张穆然确实是优秀的，她虽然只活了16年，却有着连许许多多的长辈都无法比拟的坚强意志和优秀品质。当她还活着的时候，无论是在家里还是逛街或者住院，不管到哪儿，只要看见水管子没拧紧而漏水，她一定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手去拧紧。上公共厕所，有人便后不冲，臭气熏天，一般人都是骂几句换个坑，张穆然从来都是不声不响地冲了再用。邻居有个腿脚不便的老奶奶，张穆然每次只要看见她上厕所，都会跑过去帮助她拿凳子。张穆然患卵巢胚胎癌之后，每次都自己拿着换洗的衣服去洗。做化疗最常见的是埋针管，两寸多长的针竖着扎进去，再往里推。北京军区总医院经常给她埋针的汝大夫说，给你打点麻药吧。她说“我不用麻药，我要记住我每一分钟的痛。”得病以前，她说她看两朵花在一起像是在打架一样，是竞争的关系；可得病以后她的看法不一样了，觉得两朵花在一起很协调。“以前想着世界太不公平了，让我得病。现在看不过是生活拐了个弯。”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平和心态，她才能够回到她初中的母校北京164中做题为《热爱生命，珍惜生命》的报告，让母校许多的师生泪流满面，并被母校聘为“校外辅导员”。住院期间她还为医院出墙报。病榻上，她折叠了1000只纸鹤和999颗星星……
张穆然说：“生命的长短不是一个量词，活得有价值就长，没有价值就短。我现在躺在病床上，你说有什么价值？我觉得我战胜疾病就是价值。”
张穆然的坚强离世，的的确确感动了许许多多的媒体，更感动了许许多多的读者和观众。但感动与热闹之后，依然要回归寂静。
张文良和莫学云夫妇，是如何面对痛失爱女之后那可怕的孤寂的呢？
张文良说：“说实话，然然走的那一刻，我也有一种走到头的感觉。但这种感觉，没多久也就过去了。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呢？我跟你这么说吧，走了的人走了，活着的人还要活着。如果走的人走了，活人还要跟着去，那是一种悲哀。一个人生下来不容易。一个人生下来，多难他都会生活下去，这个人就很伟大。所以我们很快就上班了。”
张穆然得病之后，共花了差不多15万元——为了全力救治并照顾女儿，母亲莫学云不得不提前从陕西汉中那边的单位退休回到北京，面临下岗的父亲张文良也不得已献了3次血。即便如此，那时候张家为此还背上了5万元左右的欠款。至今仍未还清。想想吧，张文良和莫学云两人的月收入加起来1200来块钱。除去日常生活的必要开支，他们还能抠出多少余款还债呢？
但是，即使经济如此拮据，他们夫妇俩仍节衣缩食、精打细算，坚定着还款的信心。为了早日还清借款，莫学云决意到外面打工：在一家美国公司驻北京的代理机构搞卫生，每天干4小时，每月五六百块钱的工资，加上自己陕西汉中的单位还有她的退休金，她对自己目前的状况，已经很满足了。
相比于妻子莫学云，丈夫张文良的工作却异常严峻。由于工厂经营状况的不景气，每天他早出晚归上满8个小时的班，每月却只有600元这么点收入，这让他多多少少都觉得有些愧对妻子。作为男人，他渴望肩负起养家还债的更多责任啊！他想到外面再打一份工，可白天的上班时间将他拴得紧紧的，他难以脱身。“我不能把这个工作扔了，因为我既然还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就应该力争把这项工作干好。”
肆 相依为命，思念女儿到永远
在京城的东南方向，京郊房山区一处青山环绕、绿树掩映的地方，有一座安葬逝者的陵园，叫万佛华侨陵园。走进这座万佛华侨陵园，梯田式的山坡由下而上，一排一排，一座一座，整整齐齐地矗立着数不清的亡灵的墓地。
少女张穆然的灵魂也在这里安息着。她的墓地，背靠山体，面向原野。墓地正面，浮现出张穆然的遗像、书包和一本书籍，都是用汉白玉雕塑而成的。底座则用花岗岩构筑，显得庄严、寂寞而又稳固厚重。墓地的两则，左右两边各矗立着一棵枝叶繁茂的松柏，日日夜夜陪伴着少女穆然的灵魂—这两棵松树，是少女穆然那痛失爱女的双亲的化身吗？
我没有追问少女穆然的父母。我只知道，自从女儿张穆然撒手人寰永别人间来到这里之后，张文良和莫学云那不绝如缕的思念，从此便永久地被系挂在这块青春的墓地上。
刚开始的时候是每周，现在是每隔两周，张文良和莫学云夫妇都会一成不变地选择一个星期日，双双去看望他们那永远不能归家、长眠在万佛华侨陵园的女儿，风雨无阻，雷打不动。不去，心里便闹得慌。去了，他俩内心又会舒坦个十天半月。
每次来到女儿的墓地，夫妻俩总是要献上一束色彩斑斓、美丽香艳的鲜花，先上上下下地到处拾辍拾辍，擦一擦，扫一扫，然后在女儿的墓前默默地坐上一段时间，默默地用心灵感受女儿的心灵，默默地用心灵与近在咫尺却远在另一个世界的女儿交流、对话。这种无声的对话与交流，一般要持续一个来小时。在思念爱女之情得到充分的释放与满足之后，夫妻俩才恋恋不舍、一步一回头地慢慢往回走……
自女儿离开人世至今的几年时间里，张文良和莫学云夫妇这每两周一次风雨无阻雷打不动永不间断的对女儿的探视与心灵的交流，虽然每次都要耗费大量的精力、时间与财力，但却成为他们俩生活和生命旅程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此生此世，他们只有这么一个孩子。而且他们的生命旅程在行将走完中年时代并将向老年时代迈进时，他们这惟一的孩子却被病魔如此残酷地夺走了，他们生命的延续和希望也就此戛然而止—工作之余，除了对女儿的强烈思念，生活中有谁能给他们带来另一种选择呢？
问及女儿去世之后，是否曾有过重新要孩子的念头。夫妻俩都坚决否认。
莫学云说：“我不是说过那句话吗？一个生命来到世上是伟大的，但她所面临的不仅仅是幸福吧，她什么都得遭遇——我们能给她什么呢？我们什么也给不了。就我来讲，我只能教她怎样做人、清清白白地做人。做父母的只能给她做一半的事，她自己要努力还好，要不努力，将在世上一事无成，像我们这样碌碌无为的就将度过一生。甚至，如果孩子不争气、长大了成为社会的负担，那还不如不出生呢！”
我安慰她：“你说自己一事无成是过分了，孩子的培养也是你们作为父母的人生的一部分，你们人生中的一部分努力与希望也会在下一代身上得到延续和体现。”
“这个呀，”张文良急着插了进来，对此进行了阐释。“本身我有这个孩子，虽然她不在了，但我不承认我失败，相反我觉得我成功了。当然，成功了不等于我一辈子成功，如果我再有一个孩子也可能失败，我不找这个别扭，这是第一。第二，如果再生一个孩子，按我目前的生活状态，我没有能力给孩子提供有利的成长条件。为什么？因为前面的然然太优秀了！我再培养一个像然然那么优秀的，我要为此付出同样的努力，我心有余而力不足。再从心理状态来讲，我孩子走的那年我50岁，假设我能活70岁，人活七十古来稀，我再要个孩子，到时候孩子20岁，是我照顾他还是他照顾我？他照顾不了我，我给社会增加了负担；我照顾不了孩子，我能放心地走吗？我这人现在就是个成功者，我干吗去找那份别扭呢？”
张文良的这番话，大大出乎我的意料。相比于那些同样遭遇不幸痛失爱子或爱女的父母，眼前这位饱经沧桑与磨难的中年男子，其情感是如此的炽热、真挚，其意志是如此的坚定和刚毅，其人生态度是如此豁达与开朗。我不禁对眼前的他肃然起敬。我默默地注视着他，少顷，又将目光转向他的妻子，我想知道妻子是否同意丈夫的这些看法。
莫学云看出我的心思。没等我开口，她就表示赞同：“我们俩的看法是一致的。”
此时此刻，我默默无言地注视着他们。我当然也无能为力，我只能在自己的心灵深处，为他们送上我最真诚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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