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会梳头，一直留短发。年少时梳“五号头”，后来随时尚走，改梳“毛寸”。

从某种意义上说，头发是潮流的风向标。“五号头”曾经风靡一时，起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电影《女篮五号》女主角的发型，它不用戴发卡，也不用扎头绳，发根与脖子齐平。电影里的女演员梳着还是很好看的。

我梳“五号头”看上去好丑，是我娘用做针线活的老剪子铰的。


以我六七岁的目力所及，我只见过两家理发店。

近的是军分区服务社隔壁的一间小屋，只有一个理发员，那时还没有发型师这个称呼，他手艺平平，男的推平头，女的铰“五号头”。

远的是市人民理发店，店门口竖着一个旋转红蓝白条纹的柱灯，可以烫头发，但需要介绍信。“女篮五号”的头发肯定是在人民理发店那样气派的地方铰的，我猜想。

我家闺女仨，大姐二姐都梳长发，梳着当时的主流头型“铁梅辫”。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里由刘长瑜扮演的李铁梅算是当时的“女神”，就梳着这样的辫子。三股麻花编成的大辫子，系着个大红绫子，悠长悠长地垂过女人们的腰际，辫子梢摇晃在屁股蛋上，让我眼红死了。


从理论上讲我是可以留长发的。我家闺女多，娘也是没法子，只好让我们自己梳头，家务活她都忙不过来呢。问题是我笨，不会梳。只好梳短发。

娘也挺笨的，她只会用老剪子铰两个发型，“五号头”和“刘胡兰头”。比较了一下，我挑了不那么难看的“五号头”。当时我还不明白，我梳“五号头”丑的原因，一是娘的手艺不行，二是我的脸不行。多年以后，再看电影海报，“女篮五号”还是很好看的。

羡慕归羡慕，手笨依然手笨。我这短发就这么定了型。上大学那会儿，梳的是“不等式”，“刘胡兰头”的改良版，一边长一边短，翻开旧影集，看看那时的自己，相当地自恋。

工作以后，短发有了新发型，“毛寸”。我想，这大概是男人平寸头的女版化吧。总之，梳这头好处是凉快，不用打理。这一梳又是许多年。


“你还是梳毛寸比较好看。”“不想伺候我，就直说。”三年来，女儿和我经常在卫生间里一边给我洗头一边对话。
 
我留长发三年了。从一毛不生的光头留起。

 患乳腺癌发现时已转移到淋巴，经历了残酷的化疗，手术，放疗，劫后余生，看山山好看水水清。

 女人没有头发会变得很丑。住在肿瘤中心化疗，来治疗的病友们都没有头发，化疗的副作用之一是脱发。我连眉毛和眼睫毛都脱光了，丑到不愿意照镜子。护士长的一句话很能安慰人，“活着最美丽”。


我是化疗半年才具备手术条件的。进手术室前，我摸到了光头上冒出的发芽儿。

术后一周，病理结果出来了，四个科室的专家会诊，患者本人也参加。肿瘤中心的教授说，考虑到患者化疗获益很大，建议术后增加两个疗程的化疗。

我把这事隐瞒了医生和家属。因为手术住乳腺外科，术后也没有及时转回我化疗的肿瘤中心。冒着生命危险任性了一回，没别的原因，就是不想再次脱光头发。

在激素的作用下，我的新发，毛绒绒地长起来了，每一根都有锋，像初生的婴儿一般。没等到术后拆线，就有一厘米多了，我天天照镜子，我的眉毛也开始现出黑色，实在舍不得失去。


三年了，我一直留着头发，从没有动过一刀一剪，没染没烫，实实在在的原生态。我把它在脑后梳成三股麻花辫，现在已垂过肩胛骨的位置了。

我的手还是跟以前一样笨。我的胳膊术后落下了残疾，不能抬太高也不能往后背，辫子都是朋友和女儿给梳的。

在一个两千人的乳腺癌康复群，我们姐妹们互相安慰激励，把手术日定为生日，术后几年就标上几岁。如今我三岁了。头发乌黑浓密，发梢卷曲有锋，卷曲是初发头发时，毛囊受损形成的，锋则是动物新生胎带来的。

国人喜欢把初生婴儿的胎发做成胎发笔，当作纪念。我也有此愿。只是当时治疗之中无暇顾及。如果当时我制作了胎发笔，把它留给谁呢？这是个伪问题。因为没有胎发笔。


那些初生的婴儿，再过二三十年，也会结婚生子了，彼时，他们的胎发笔安在？

而今夜 在灯下
梳我初白的发忽然记起了
一些没能实现的诺言
一些无法解释的悲伤

这是席慕容的诗句，捧读这诗，我泪流满面。一些没能实现的诺言，每个人总会有这样的体味吧。